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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鸿

    郎家胡同属东城区安定门地区,是北锣鼓巷路西从北往南数的第三条胡同,自东向西沟通北锣鼓巷和宝钞胡同,长270余米。明代即称“郎家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赞军街五条”,后复称“郎家胡同”。顾名思义,胡同因有郎姓大户人家居此而得名。

    《天咫偶闻》载:“八旗书院在郎家胡同路北。”“八旗书院”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开学,其前身是创建于顺治年间的“八旗官学”,光绪二十三年定名为“经正书院”,光绪二十八年改为“宗室觉罗八旗中学堂”,光绪三十年改为“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附设中等班;1912年改为“京师公立第一中学校”,1928年改称“北平特别市立第一中学校”,1930年改称“北平市立第一中学校”;北平沦陷时期,改称“北京特别市立第一中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复称“北京市立第一中学校”。

    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4月11日,校长徐楚波、党支部书记张幼成、教导主任李世濂代表人民政府接管北平市立第一中学校,定名为“北京市第一中学”,简称“北京一中”。

    郎家胡同14号,旧时的门牌是郎家胡同16号,在胡同西段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合小院,占地面积370多平方米。街门建在院子的西北角,是一座面北的“如意门”①,院内有北房6间半、南房4间、西房4间,北房和南房为起脊瓦房,西房是灰顶平台。在紧挨着街门的两间北房里,住着人民教育家、北京一中首任校长徐楚波先生。

    徐楚波(1896——1982),人民教育家,字步湘,河北威县人。1920年,毕业于保定高等师范学校,之后,在河北、江西等地任中学教员;1923年,受同学之邀,为改变家乡的教育面貌,担任威县教育局长,创办《威县公报》抨击军阀和贪官污吏。1927年,威县县议会勾结豪绅指控徐楚波为共产党,大名道将其逮捕入狱,后保释出狱。徐楚波出狱后,愤然离开威县,在河北、天津等地任中学教员,讲授历史、地理。

    在天津中日中学执教期间,徐楚波结识了中共党员王振华。九一八事变后,徐楚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热情宣传抗日主张,许多学生在楚波先生的影响下投身抗日洪流,有的日本学生在楚波先生的感召下也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1938年,徐楚波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任教,之后,又相继在北平市立一中、辅仁中学、大同中学、成达中学等校任教。1946年,徐楚波向中共党员艾秀峰、薛成业表示了去解放区的愿望,艾秀峰、薛成业鼓励徐楚波继续留在北平,之后,徐楚波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教育工作者联盟”,一面从事教学工作,一面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他多次被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受到监视,屡遭解聘,并一度逃往外地任教。1949年4月,徐楚波以校长身份代表人民政府接管北平市立一中;同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楚波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北京市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分会常务理事、副主任理事。

    1982年7月10日,徐楚波先生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

    徐楚波先生追悼会由叶圣陶主持,赵朴初致《悼词》,邓小平送了花圈。

    赵朴初先生在《悼词》中说:“徐楚波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真挚朋友,是终生从事普通教育的著名的人民教育家。”

    徐楚波先生自1949年就任北京一中校长,直到1976年先生已八十高龄之时才卸任,改为北京一中名誉校长,但他还经常到校去指导工作。好在先生的住家就在北京一中的斜对门,先生安心住在郎家胡同14号两间平房内三十多年,难道不是对北京一中梦牵魂绕之故?!

    北京一中对先生而言,自是“一枝一叶总关情”。

    徐楚波先生非常重视教学的延续性和尊重老教师。他认为一代教师要形成一代教学风尚,老教师的教学风尚必然影响新一代教学风尚的养成,而教学风尚的养成与教学环境有很重要的关系。他总是要求总务人员保持校园整洁,注意美化;要在教师上班前把大预备室打扫干净,水要备好,桌面要整理,给人以井然有序的感觉。即使像教师准时到班,坚守岗位之类的小事,也不是通过要求而是以老教师的严谨作风影响新教师形成的。因此,几十年来北京一中的教师队伍“代代出英才”。如:1954至1959年度教师谢承仁因在历史教学中卓有成效,获北京市特别奖。又如:世纪之交,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召开学科带头人表彰大会,会上所有受表彰的学科带头人,有历史学科刘宗华、语文学科的王有声、数学学科的贺信淳、物理学科的张琛……无一例外地都在徐楚波任校长时的北京一中任教,有的就是北京一中培养出来的教师。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离开了北京一中,但他们在北京一中形成的教学风尚却在东城区普教系统发扬光大。

    徐楚波先生非常重视学校的设施建设。1952年,由于学生人数的逐年增加,北京一中的北院操场已经限制了体育活动的开展。于是,徐楚波先生求爷爷、告奶奶,多方交涉,终于由市教育局批准租用北京一中一宿舍后面的一块低洼地,面积达7500平方米。徐楚波先生又组织全校师生通过义务劳动,将这片低洼地改造成北京一中大操场。大操场包括1个足球场、4个篮球场、1个200米的环形跑道、1个田赛活动场地和1个器械活动场地,操场四周可供3千师生观看比赛,操场的北部建有一排平方,是体育部、浴室和贮藏室。这样的操场不用说在当年,就是现在在东城区的中学校中也难寻觅。

    北京一中大操场在20世纪80年代被开发建设为6栋东城区教师宿舍楼。北京一中不但要为教书育人做贡献,还要为解决全区教师住房困难做牺牲,是否有点难为北京一中啦?

    徐楚波先生常说:“只有热爱学生,学生才能尊重老师。”他反对以任何形式不尊重学生或有辱学生人格的作法,他在数十年教育生涯中,从没有斥责过一个学生。徐楚波先生出任北京一中校长之时就已年过半百,头发稀疏,凸显天庭饱满;体态微胖,更加和蔼可亲。每年开学典礼,先生总是身着雪白的衬衫和深色背带西裤,却也风度翩翩;平时先生在校园常和学生聊天,先生有口音,学生不辨,误认为凡是“怯口”便是山东方言,遂背地里称先生为“老山东”。

    北京一中在徐楚波先生的领导下,1953年便为作为北京市18个重点办好的学校之一,苏联教育专家崔可夫、瓦里可夫等多次到北京一中听课,并进行公开评议;革命老人徐特立也曾参加过北京一中的学生班会……。当年的北京一中风光无限。

    1990年10月14日,北京一中举行大规模的校庆,校友们聚集在原来的北院操场。此时,老校长已经作古,母校的昔日风光已经不再。当主持人介绍到老校长徐楚波先生的夫人时,校友们眼含热泪、长时间的鼓掌。这眼泪、这掌声,除了是校友们对老校长和母校的怀念、感恩,或许还有一些痛心和希冀。

    诗人袁水拍有这样的诗句:“你能算出一个炸弹的爆炸力有多大,却算不出《国际歌》能穿透多少厚资本的墙壁。”在讲究品牌的今天,人们热衷于为一个“京城老字号”的牌匾估价,可有谁研究过“京师公立第一中学校”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大,从这所学校里毕竟走出了戏剧泰斗翁偶虹、文学大师刘白羽、北京民俗专家金受申和被毛泽东称为“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的齐燕铭……。

 

    注:①如意门,

 

    参考资料:《古校迈向21世纪》(王晋堂主编  华艺出版社)

             《燕都丛考》(陈宗蕃编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