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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粮胡同19号——章太炎寓所

王之鸿

    钱粮胡同属东城区景山地区,是东四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大佛寺东街和东四北大街,长500多米;南侧自西向东依次与钱粮西巷、钱粮南巷、人民市场西巷、轿子胡同相通,北侧与钱粮北巷相通。明代,称“钱堂胡同”,因胡同内有铸钱机构——钱局而得名;清代,胡同内有宝泉局的铸钱机构之一的南作厂,因宝泉局隶属于户部,所铸之钱用于充军饷,故俗称宝泉局为“钱粮局”,胡同亦从俗改称为“钱粮胡同”,沿用至今。

    钱粮胡同19号,旧时的门牌是12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是一座颇具规模、颇为气派的宅院。今为北京工业大学宿舍,1913年至1916年,袁世凯曾软禁章太炎于此。

    宅院的街门为“广亮大门”①,大门迎面是一座“座山影壁”②,又称“靠山影壁”;大门外是“反八字影壁”③,又称“撇山影壁”。大门外原有的一对“上马石”经历了历史的风尘,大门前新增的一道“安全门”折射着时代的韵味。

    章太炎(1869——1936),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名炳麟,字枚叔,幼名学乘,浙江余姚人。因敬慕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更名绛,号太炎。

    章太炎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跟随外祖父读经,接受启蒙教育;后又在其长兄指导下“一意治经,文必法古”。1890年,赴杭州入“诂经精舍”,师从经学大师俞樾,兼向黄以周、高学治、谭献等著名学者问学,深造七年。甲午战争后,“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同时,开始涉足西学,觅取“学理”。戊戌政变后,因参加维新运动遭通缉,逃到台湾,担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5年,东游日本,初次会晤孙中山。1903年,在上海因“苏报案”被捕入狱三年。1906年出狱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民报》主编。1911年,回国后被聘为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只身赴京声讨袁世凯,被禁锢三年。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秘书长。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九一八”事变后,年过花甲的章太炎再度拍案而起,奔走于京沪等地,呼吁抗日。1935年,为“阐扬国故,复兴国学”,在苏州再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

    章太炎兼革命大家与国学大师于一身,一生特立独行、卓尔不群,鲁迅为之倾倒,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章太炎“三入牢狱”的大致情况是:

    第一次入狱是因为1903年的“苏报案”。章太炎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推进教育会活动,并变《苏报》为江南喉舌。为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论,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在《章太炎的事业及其与鲁迅的关系》中评论:“在这个改革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最初论战中,作为革命的争辩家的太炎面目,已毫无遗憾地发挥出来了,而最为轰动的是他在论战中,直呼当代皇帝的名字,骂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显而易见,这种言论虽然发表在上海的租界内,也不能不引起清廷的震动和愤怒。清政府遂向租界提出控告,租界工部局(警察局)于1903年6月30日上午到报社捕人。章太炎气宇轩昂,明言相告:“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太炎先生为此付出三年牢狱之苦。

    第二次入狱是因为1908年的“民报案”。章太炎出狱后即被孙中山迎至日本,由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同盟会,接任《民报》主编。在章太炎的主持下,《民报》成为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抨击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阵地,“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引起清廷的恐慌和仇视。清政府派唐绍仪与日本政府交涉,日本政府出面封禁了《民报》,将章太炎传入警署。太炎先生二入牢狱,时在1908年10月20日。11月26日,东京地方法裁判厅开庭审讯,章太炎据理辩驳,无懈可击;裁判长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但是,东京地方法院对章太炎仍作出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决。鲁迅、许寿裳等人代交了罚金,太炎先生获释。

    第三次入狱是指章太炎被袁世凯在北京禁锢三年。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派人刺死于上海。章太炎怒不可遏,先在上海发表反袁文章,后又只身赴京当面讨袁。“虽经友人力阻,而先生则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于八月冒险入京。”章太炎到京后,曾摇着用勋章作扇坠的折扇,径闯总统府,以示对袁世凯的反对和蔑视,大有弥衡击鼓骂曹的气概。

    袁世凯先将太炎先生拘于共和党本部,继又囚于龙泉寺,最后则禁于钱粮胡同。1916年3月,袁世凯忧惧而死,太炎先生才获自由,又是三年牢狱之苦。

    在中国近代史上,章太炎是革命先驱,也是国学泰斗。历史学家侯外庐说:“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太炎先生对待治学就像对待革命一样,充满激情,百折不挠。因为,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化用弘一法师的一句名言——“念佛不忘爱国,爱国必须念佛”,太炎先生则是“革命不忘治学,治学必须革命”。黄季刚在《太炎先生行述记》中说:“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

    1908年《民报》被禁,章太炎在东京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专务历学”,“弟子至数百人”。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先生又在今钱粮胡同19号续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学子,约100多人,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教员。与此同时,袁世凯雇用一些人组织“孔教会”,以“孔礼”为“国教”,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太炎先生“甚非之”,在钱粮胡同“章氏国学讲习会”门外贴出告示,言明“凡参加‘孔教会’者,不得入内听讲”。1935年9月,太炎先生以年老体弱之身在苏州再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先生授课之时,“听者近五百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等地,也挤满了人。”

    尤其令人称道的是太炎先生的胸怀,为革命能抛弃私谊,为国学能不计前嫌。刘师培的汉学修养和才华很为章太炎欣赏,他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曾令章太炎惋惜,他捏造伪证、落井下石更令章太炎愤怒。但是,当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逃往四川被革命军拘留之时,太炎先生则多方营救,发表宣言:“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之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太炎先生当之无愧。

 

    注:①广亮大门,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级最高的宅门,是具有相当品级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门形式。

        ②座山影壁,位于大门内侧,在厢房的山墙上直接砌出小墙帽并作出影壁形状,使影壁与山墙连为一体。

        ③反八字影壁,在大门外两侧,两侧墙面的八字影壁与大门成135度左右的夹角,影壁墙上可雕对称图案。

 

    参考资料:《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章念驰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太炎先生的风骨与品格》(作者张昭军  载《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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